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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凭空产生，其渊源有自。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，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，学界对官学、私学关系下的君子观念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并未足够重视。实则二者紧密相关，私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、目的和方式，“君子”是联结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。
这里所谓官学，是指周朝官方之学，周王朝以法律形式颁布的教育制度，官学受教育的对象主体是贵族子弟，也包含平民百姓。在周制的各级行政单位上，都设有教育机构，如州、党的庠、序。官学主要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为教授内容，据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“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。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以造士。”官学的教授内容与孔子开创的私学之教并非没有关联，孔子曾教诲其子孔鲤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“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”，以及传授七十子之徒“礼乐之教”，都说明私学和官学的共通性。官学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普及教育，更重要的是“选士”，即选拔人才：“三年则大比，考其德行道艺，而兴贤者、能者。”（《周礼·乡大夫》）“选士”制度三年一期，其测试内容是“德行”“道艺”，目的是“兴贤者、能者”。乡大夫主持“选士”的选拔程序，将选拔结果“书于王”，“选士”制度促进了人才培养，为周王朝的行政体系提供了人才保障，同时也促进了民间“兴贤”“兴能”的良好风气。但官学随着周室的东迁而逐渐没落，春秋时期官学已经严重失能，《国语·齐语》记载齐桓公颁布律令以兴“选士”：“于子之乡，有居处好学、慈孝于父母、聪慧质仁、发闻于乡里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明，其罪五。”乡长之职本为选贤举能，无需以律法形式明令禁止其“蔽明”之举，可见春秋时代官学“选士”之制已呈衰败之势。
至孔子时代，官学失能现象愈演愈烈，孔子曾说“学在四夷”，感叹官学的没落，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载：“孔子曰：‘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。’”可见官学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局势，私学的兴起延续了官学职能，先秦儒家君子观念正是在这一局势下，经由孔子的大力推动得以发展。孔子大力提倡私学，培养了大量文质彬彬的贤人君子。孔子主张君子“文”“质”兼备，提出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。不过，应该注意到，孔子的教育思想、特别是有关“君子”的培养理念，与周代的官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。
首先，从培养目的上看，官学追求的“德行”“道艺”与孔子提倡的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相一致。官学本身是“兴贤”之举，是为了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，所以对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，这从传授者必须是“里中之老有道德者”的师资要求上就能看到：“古者教民者，里皆有师，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，其次为左师，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、孝悌、仁义。”（《白虎通·庠序之学》）重“道艺、孝悌、仁义”在官学失能后并没有彻底消失，儒家将其延续下来并使之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：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：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”孔门对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，对“道艺”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迹中皆有体现，试以四科之一“言语：子贡”为例，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：“田常欲作乱于齐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‘夫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，国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？’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。”田常在齐国作乱，欲加兵鲁国以转移国内矛盾，孔子听闻鲁国有难，令弟子游说各国诸侯以靖国难。子贡一出，鲁存而齐败，汉人极为赞赏子贡之才：“有颜冉之资，臧武之智，子贡之辩，卞庄子之勇，兼此四者，世之所鲜。”（《汉书·宣元六王传》）所以从“德行”“道艺”来看，孔门培养的学生，和官学教育目标相一致，既有“德”又有“艺”。后世往往将“君子”视为抽象的道德概念，实则与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。
其次，从教学内容上，官学主张“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以造士”和“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相一致。孔子对《诗》《礼》的重视，于孔鲤承庭之训，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“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可见一斑。《诗》学《礼》学在孔子时代仍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，政治活动中的宴会饮酒、朝聘祭祀、诸侯盟会无不渗透着《诗》《礼》精神，所以孔子说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孟釐子曾嘱咐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，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“‘今孔丘年少好礼，其达者欤？吾即没，若必师之。’及釐子卒，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。”这是因为孟釐子曾因不懂外交礼节而使鲁国形象受损，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云：“三月，公如楚，郑伯劳于师之梁，孟僖子为介，不能相仪。及楚，不能答郊劳。”鲁昭公与郑简公、楚共王三国君主相见，孟僖子（即孟釐子）不能相仪，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，因而孟釐子死前嘱咐其子向孔子学礼。孔子的《诗》教《礼》教在当时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，这与周制在当时社会仍然施行有关。孔子教育理念中“文质彬彬”之君子是集仁、知、勇三达德于一体的贤能之士。
再次，从官学的“兴贤”职能来看，官学通过三年一期的“大比”之制，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，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保证。官学下移后，士人的入仕往往借助师长的荐举得以完成，在孔门内如孔子“使漆雕开仕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、子路“使子羔为费宰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)等等。这些通过师长举荐的士人，需要得到来自师长对其“德行”与“道艺”的肯定。季康子曾向孔子询问弟子可否入仕：“季康子问：‘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’子曰：‘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曰：‘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’曰：‘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曰：‘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’曰：‘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季康子征求孔子的意见，一方面是为了物色家臣，一方面在试探孔子对弟子入仕的态度。由孔子回答可见，其所着意培养的君子，并非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典范，也是能安邦治国的贤能之才。战国时代儒家对弟子“德行”“道艺”要求更加严苛，要求弟子“言必称师”“不悖师说”，否则绝无入仕之可能，“言而不称师谓之畔，教而不称师谓之倍。倍畔之人，明君不内，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
总之，周制官学注重“德行”“道艺”的培养，在周室衰微、官学下移后，这一理念并没有消失，孔子开创的私学继承了官学的核心理念。先秦儒家主张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，并非一味凸显作为道德楷模、人格典范的君子，而是集“德行”与“道艺”于一体的贤能之士。
（作者：马爱菊，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）（马爱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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